复焙复焙

复焙
  老茶客都知道,岩茶放上几年,无论保存得如何严密,那股昂扬高远的香气,那种多元与丰富的滋味,都会渐渐走失。此时,你轻取一撮茶叶,在阳光下细细观瞧,就会发现茶芽上那细芒般的金毫已经消失。茶泡出来,那浓郁的红橙色竟会变成带绿的香槟色,而茶的叶底,竟会有点泛绿。此时的茶,从火炭中来的那一股子烈性不见了,余下的,只有寡淡和顺的口感。怎么办?复焙呀。  简单来说,复焙是把茶叶重新放在倒扣的焙筛上,筛面向下,筛上放几张直径为一尺二寸的厚毛边纸。衬纸的作用,是使炭火在复焙茶叶时,火力不过于刚猛。加火复焙时,要将温度控制在100摄氏度左右。操作者得目不轉睛,紧盯茶叶表面,只要发现湿热的蒸汽有所收敛,立刻就要徒手为茶叶翻面。经过3次翻面,茶叶摸上去沙沙作响,有了非同寻常的骨力,将其掷于盘中,有珠玉之声,香味馥郁。  复焙有巨大的风险。茶叶已经不是从枝头新采的愣头青,因此没有那么多的水分与柔韧性,没有那么多的潜力可以被“火攻”激发。它经历了火焙与吸潮返青的过程,就像一个在稳定行业里待了很多年的人,一种难以言表的疲沓之气渐渐显露。它的透爽高香,它滋味的丰富多变,余韵的厚实灵动都到了强弩之末,它的内质已经变得相当脆弱。此时,若选择复焙,如同一个人从僵化的工作环境里出来,到创业孵化器里,像个20岁的小伙子一样从头开始,进入一段不确定的旅程。  火力如何夹攻,时机如何掌控,炭味如何消除,如何在刚猛的高香之外,把那股后劲蓄得更醇厚,都需要像走钢丝一样把控好。差一点,茶的金毫光芒不会再现,那股初焙时隐现的甘栗香、桂圆香,不会那么明确地在金橙色的茶汤中重现;过一点,茶的骨力皆散,不仅容易破碎,还会出现一股难掩的火燥之气。只有把控得刚刚好,茶叶才会散尽岁月带给它的平庸之气,重新焕发生机。  复焙之茶,有时会获得比初焙之茶更鲜明的锐气、更灿烂的汤色,以及更丰富的层次。两次火焙在不同的层面上给予了茶鲜活的生命力。  (明朝心上摘自《联谊报》2018年8月14日,视觉中国供图)

读出滋味读出滋味

读出滋味
  我现在喜欢晚唐的诗。近日,读到一个故事。一个叫罗隐的詩人,有一次进京赶考,路过钟陵县(今江西省进贤县),结识了颇有才思的歌妓云英。约莫十二年光景,他再度落第路过钟陵,又与云英不期而遇。云英还是那样漂亮,但仍未脱风尘。云英一见面就惊诧地问:“罗公子何以现在还是白衣?”  罗隐不胜感慨,写了一首诗相赠:“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女的很同情男的,男的也很同情女的,两个人即便没有抱头痛哭,至少也是相对叹息。我每次读到这样的诗,都有一种苍凉之感涌上心头,尤其在秋叶飒飒或者秋雨连绵的时候读,会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罗隐在这个时候不是怨恨社会,也不是怨恨他人,他把对社会和他人的怨恨,化作对自己的嘲讽或反省,而这种反省多少带有一点苦涩、调侃的意味,这就是晚唐诗歌的特点。他在经历苍凉世事以后,回首往事,深感无奈,只能自嘲。年龄大一点的人读这样的诗,会觉别有滋味。比如你和十年前的女朋友约会,她已经嫁了,而你可能熬到五十岁才熬成一个调研员。两个人如果喝茶,就是以茶代酒;如果喝酒,就是再喝一杯,不免感慨一番。  我觉得读书一定要读这种直抒胸臆的书,这才叫会读书,才叫读出了滋味。

“2019第一届国际内容创作者(网红)盛典”即将在首尔启幕

“2019第一届国际内容创作者(网红)盛典”即将在首尔启幕
由韩国(2019 International Creator Festival, 以下简称: ICF)组织委员会主办,首尔观光财团、首尔设计财团和(株)Media Time Rich主管,首尔市市政府,首尔市议会、韩国中小风险企业振兴公团、环球评报网(韩国)支持的“2019第一届国际内容创作者(网红)盛典”将于12月23-26日在韩国首尔东大门设计广场举行。值此个人媒体(自媒体)时代,经过各国预选赛选拔出的全世界不同国家100名内容创作者(网红),通过宣传和民间交流等方式,作为实现文化观光交流和为各自国家谋取福祉的民间宣传大使,积极开展活动。ICF组织委员会为了实现举办地球村庆典的目标,与申办预选赛的各国组织委员会密切合作,同时本大会从第二届以后会变更为由各个国家轮流举办,并且计划每年持续举办ICF。2019-ICF庆典召开的4天3夜期间,所有的参加者将通过介绍各自国家,探访首尔观光名所,体验有潜力品牌的商品和执行相关任务内容,参与旨在发掘选拔最优秀内容创作者(网红)的评奖活动,参加移动数字内容论坛,人气偶像公演和EDM电音派对等多种多样的活动,来体验精彩的韩流文化。 ICF庆典会通过全球范围的 SimulTV门户网站向全世界实时播放。ICF事务局长、(株)Media Time Rich 代表 金始泫安圭伯组织委员长和金始泫事务局长已经做好举办属于全世界人的地球村庆典活动的准备。通过举办“实现世界大同,不论民族种族,地球村所有居民共享欢乐的庆典”,希望创造全世界人一同参与并分享快乐的盛大节日,并期待众多国家和广大内容创作者(网红)的参与。组委会部分成员合影希望参加“2019 International Creator Festival IN SEOUL”的国家,组织机构,内容创作者(网红),可以通过大会主页和向组织委员会提交申请。

做事就像做药做事就像做药

做事就像做药
  最近,我和一名搞医药的专家聊天,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一个药上市之前,有所谓的一期临床试验、二期临床试验、三期临床试验,这都有啥区别呢?这一、二、三期是怎么划分的呢?”  他說:“从表面上看,是试验规模不一样,人数越来越多。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每一期药物临床试验的核心目标不一样。”  一期临床试验主要是看药物的危害性,就是这个药会不会产生很大的副作用。  二期临床试验虽然也关注危害性,但重点是看疗效。  三期临床试验,主要是看它的稳定性。简单地说,就是一种药物对一部分人有效,那对其他人是不是也有效?  你看,医药行业长期积累下来的这套经验,对我们也有用。做一件事,最常见的思考角度就是:它有没有用?实际上,你得再多考虑两个维度,就是它的危害性和稳定性:有没有害处?能不能长期有用?  假如能够这样思考,你会发现,很多看起来很有用的东西,你也不敢用了。

新款可穿戴设备利用膝盖弯曲发电新款可穿戴设备利用膝盖弯曲发电

新款可穿戴设备利用膝盖弯曲发电
中国科研人员在新一期美国《应用物理通讯》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开发出一种可穿戴在腿上的发电设备,通过捕获人行走时膝盖弯曲产生的动能发电,有望用于为可穿戴健康监测仪等供电。  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系教授廖维新及其团队利用压电纤维材料和连杆,设计出含有类似发动机曲柄结构的设备,该设备重量只有307克。它被穿戴在腿上后,可捕获人体行走时膝盖自然弯曲产生的动能,并转换为电能。  穿戴这种设备的人以每小时4公里的速度行走时,设备输出功率为1.6微瓦特。研究人员对比了受试者穿戴与不穿戴这种设备行走时的呼吸状况,认为穿戴这种设备步行不需要额外出力。  此前一些可穿戴的能量采集设备利用人行走时带来的震动发电,效率较低。廖维新说,人的步行频率很慢,从震动中收集能量的效率较低,而此次研发的设备利用膝盖弯曲产生的动能发电,绕过了这一限制。  研究人员认为,新的人体动能采集技术有望促进可穿戴设备发展,使可穿戴健康监测仪等实现“自供电”,使用者可以摆脱经常需要充电带来的不便。

2019首屆澳门国际儿童電影节启动仪式成功举办

2019首屆澳门国际儿童電影节启动仪式成功举办
6月23日下午15:00,2019首届澳门国际儿童电影节启动仪式在中山圣荣集团艺术博物馆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两岸四地微电影联盟(澳门)主办,中国圣荣国际影业传媒集团(澳门)、玖时尚文化传播、泰坦国际影业公司承办,澳门万国控股集团、圣荣国际集团、澳门创业产业协会、广东省微电影联盟等多家单位共同协办。著名导演、澳门电影协会会长蔡安安、著名导演、香港演艺协会会长長陳逸峰、著名导演、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广东海上云天影視集团 董事长楊澗華、著名制片人、中华文化促进会副秘书长、传媒中心副主任 、未來影像•亚洲国际青少年电影节組委会秘书长馮學東、著名影视明星王建新等多位嘉宾出席此次启动仪式,并授予称号。中国(澳门)青年电影公益基金发展促进会主席、圣荣国际集团执行总裁等多重身份的新锐导演王杰出席活动并致辞。澳门国际儿童电影节组委会主席王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019首届澳门国际儿童电影节将以海洋、环保为主题,由澳门两岸四地青年电影(微电影联盟)发起,旨在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儿童电影能够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地区孩子们彼此交流、观察世界、相互拉近彼此距离的窗口。通过本次澳门国际儿童电影节优秀作品的展播、评选,以及儿童产业博览会、儿童cosplay展、环保时装秀、海洋生物科普展、儿童电影公益圆梦计划等一系列活动,不仅为广大儿童电影爱好者和影视业余创作者提供了发挥想象力和展示原创艺术作品的平台,而且将会更好的推动儿童电影作品、人才与商业运作无缝对接。更是儿童才艺展示的全方位立体平台。希望我们能给所有的孩子打造一个坚实的臂膀,让孩子们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让梦想触手可及。再次我们希望大家能共同搭建中国各大区域儿童电影创作平台及多边交流学习的综合体,以及加强中国与世界儿童电影的交流与合作,加速儿童电影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共同促进祖国儿童电影的发展壮大。

中国胖起来中国胖起来

中国胖起来
  中国站起来了,中国富起来了,中国胖起来了。  中国的胖,吹气球一样,胖得大张旗鼓。美国每3个人中有两个是胖子,即使政府投入大量经费用于治疗肥胖,美国人仍然没有瘦下来的迹象。而中国——据《富态:腰围改变中国》一书估算,体重超标的人口已经超过2亿,相当于美国胖子的总和,而且将在20年左右的时间达到美国的肥胖人口比例。  中國曾经是一个没有胖子的国家。在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于1972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国》里,人人都是瘦子,男人女人裹在黑蓝制服里,仍可以看出形销骨立的身架,腰肢细得没有什么肉。  2009年1月,中国作家莫言在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题目叫作《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讲座回忆了他童年时期的饥饿经历,当时还是孩子的他,每天想的就是如何才能搞到食物,孩子们像一群饥饿的小狗,在村子中嗅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吃树上的叶子,叶子吃完了,就吃树的皮,树皮吃光后,就啃树干。孩子们练出了一口锋利的牙齿,后来其中一个当了电工,他的工具袋里没有钳子也没有刀子,像铅笔那样粗的铁丝毫不费力就可以用牙咬断。  那时候,莫言家的邻居是一个被打成右派的大学生,俩人经常在劳动的间隙分享对食物的记忆和欲望。大学生说他认识一个作家,白白胖胖的,写了一本书,得了成千上万元的稿费,每天吃三顿饺子,肥肉馅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嗞嗞地往外冒。为了每天能吃三顿饺子,莫言决定当一个作家。  那个时代的记忆,是生存的艰难与饥饿的考验、土地的贫瘠与现实的困窘。  如今的莫言也变得白白胖胖,曾经的饥饿只不过是一段记忆、一个谈资、一段令外国人啧啧称奇的故事。  人为什么会肥胖?这和记忆有关。在石器时代,高脂、高糖、高热量的食物是活下来的条件,人们靠此储存能量。现代社会的人,已经没有了远古时期人类的巨大劳动量和体能消耗,可是记忆里仍然保存着对高热量食物的欲望。  中国人为什么会肥胖?这也和记忆有关。曾经听过一个70后形容自己的母亲——“无论是吃饭还是买东西,她永远都在抢,永远怕轮不到自己,晚了就没有了,她的人生就是处于一种惊弓之鸟的状态。”后来,她母亲的“饥饿症”在大城市慢慢痊愈了,因为她发现那里的人都是有序的,并不会因为排队或者等待,而失去自己那份,这才渐渐放下心来,学会了从容地、像个正常的人那样活着。  中国的肥胖症,一部分是因为食物的富足,一部分是因为纵欲——对食物有种穷凶极恶的热情,这种热情,像是对饥饿记忆的一种报复。  欲望的解放在中国近十年来是全方位的。奢侈的欲望、暴露的欲望,爱欲、情欲与食欲之间互有联系,解放一个,便是全盘放纵。所以强盛的唐代以胖为美,塑像中的美女乳房都大得惊人,是生殖能力、性欲和食欲赤裸裸的展示。  西方人明白这个道理,“七宗罪”中有一个罪便是“暴食”。因为对食物的欲望,是通向其他一切人间的、肉体的欲望之门。  中国自古以来也有“饕餮”的说法,贪甚曰饕,饕餮是传说中的恶兽,见到什么就吃什么,以致最后被撑死。古人在青铜器上铸饕餮纹,意思是不要贪食,旨在训诫,而非鼓励,“饕餮”意味着懒惰、意志薄弱、毫无自控的能力与纵欲。而现在的人却误把“饕餮”当成是对食物的赞美,很多人自称“饕民”以表示自己爱吃、会吃,而忽略了这个词本身的警示与训诫意味。  中国人因为富裕起来,而变得肥胖。可肥胖恰恰说明中国还不够富裕。  “肥胖病”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常见,以墨西哥为例,1989年,超重人口还不足全国人口的10%,主要的社会问题是饥饿与贫困。到了2006年,71%的墨西哥女性和66%的墨西哥男性体重超标。  中国的情况与墨西哥类似。城市化节奏加快、竞争加剧、人们压力变大,对食物的要求变得很低,便宜快捷的快餐成了第一选择。  一个韩国教授曾对我说:“我发现你们中国人都喜欢边走边吃。”他所在的地方是北京的五道口,这里有搜狐、新浪、网易等互联网公司,周围来来往往的都是在城市奋斗的年轻白领。他又说:“韩国也一样,午餐时间只有20分钟,每个人都狼吞虎咽,快快吃完。”  吃饭都如此仓促,更毋论抽出时间去锻炼了。比起费半天劲找一个干净宽敞又便宜的运动场所,晚上在家吃外卖、看美剧似乎显得合理和划算得多。  中国人变得越来越勤劳,中国人也变得越来越“短”。对于与生存没有那么直接关系的事情,人们越来越不愿意付出时间成本。“送货上门”贯穿着中国整个服务行业,“让您足不出户,就可以……”的标语显得越来越吸引人。人们变得连寻找自己爱情的体力和时间都没有,“摇一摇手机”就可以选择方圆三米内的可恋爱对象,如果没有合适的,就再“摇一摇”。  所有的勤劳,都是为了变得再懒一点。  中国要是再胖下去,该怎么办?肥胖从审美问题,变成了健康问题,而现在,已经上升为道德问题。  2002年,一名来自威尔士的女士在横越大西洋的航班上被邻座的胖子挤到,导致胸腔积血、腿部肌肉拉伤、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她卧病在床一个月。为此,航空公司付给她24100英镑作为补偿。  从经济学层面上来看,肥胖也会增加经济活动的成本。2000年之后,澳航的乘客平均体重增长了两公斤,为此,从悉尼飞伦敦要多耗472美元的油。  最忧伤的关于胖子的故事发生在德国,一家火葬场在火化一具440磅(约200公斤)的尸体时,火焰忽然失控,12米的金属烟囱都被烧化了。火焰失控的原因是尸体脂肪含量过高,导致热量过高。把这具尸体烧成骨灰一共花了4个小时。  胖子不仅活着的时候挤压空间、抢夺食物,身上散发出让人不悦的味道,甚至死后都要给人添麻烦,连鞠躬道歉的机会都没有。  丹麦已经开始征收脂肪税,征税对象不是胖子,而是所有含饱和脂肪的产品,包括黄油、牛奶、比萨饼、油类和肉类。这不免让人阴谋论地猜想,这是不是只是地球剿灭胖子的第一步,今年之后,胖子会像烟民一样,被隔离起来,不受公共场合的欢迎而惶惶如丧家之犬。  对中国的肥胖问题唯一保持乐观的人,是中国问题专家查尔斯·钱斯。他说,老年退休金制度带来的压力会因为肥胖人口的增加,而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因为肥胖的人普遍寿命短,所以,可以少领取若干年的退休金。  以上这个原因给了减肥充足的理由:减肥吧,胖子,哪怕只是为了不给政府省钱。  (彼岸花开摘自《新周刊》,邝飚图)

为什么我们没有独立办公室为什么我们没有独立办公室

为什么我们没有独立办公室
  最近接待一位朋友到我们公司参观,他发现我们公司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独立办公室。我没有,我们的CEO脱不花也没有,都是坐在大开间里和同事一起工作。他很驚讶,然后表扬我,说你们真是节约,有平等开放的精神。  送走这位朋友之后,我想了想,他好像误解了。这其实是因为公司的竞争力来源不同。  传统公司,业务赛道是既定的,上下整齐划一带来的战斗力就是决胜关键,所以一定要在公司内有权威。在办公条件上有差别,其实是潜移默化地在塑造这种权威。  而在我们这种做内容产品的公司,内部权威反而是一个遏制创造力的东西,所以必须保证同事之间能随时无障碍沟通。我们经常把这种表面上的做法解释为价值倾向、道德水准。其实不然,它只和竞争力的类型有关。  (一米阳光摘自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意〕马尔科·马里伦戈图)

美,拯救了巴黎美,拯救了巴黎

美,拯救了巴黎
  1944年8月25日,正是巴黎从纳粹铁蹄下被解放的那一天。这天,希特勒发出一封电报:“巴黎到底烧了没有?”  为什么他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希特勒的狠心:毁灭巴黎  原来,当年诺曼底登陆成功后,盟军势如破竹,逐渐往德国方向推进时,希特勒就下定决心,将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他心目中将会延续千年的第三帝国在欧洲大陆上最大的战利品——巴黎。  巴黎一旦守不住,希特勒的命令是,那就将巴黎彻底变成一片废墟。他要让盟军即使得到这座城市,也一无所获,甚至要让他们觉得,就算赢了这座城市,也代表着输掉了一切。  为了达成目的,他指派了心目中最忠诚的军官,也就是当时驻守巴黎的德军最高统帅——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  巴黎到底被烧了没有?  今天的我们想必都清楚,巴黎当然没有被烧。巴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希特勒最信任的将领却没有执行他下达的命令?率先拯救巴黎的是盟军  为什么巴黎没有被烧?其实那个时候觉得巴黎可以被毁灭的人,并不只有希特勒,其中比较让人意外的角色,是当时巴黎地下抵抗运动的一位领袖人物——罗尔上校。  他知道德军快要守不住巴黎了,但是他认为巴黎应该由法国人民自己解放,有这种想法的人绝不止他一个,还包括戴高乐以及法国国内其他“戴高乐分子”。只不过罗尔上校的做法更为极端,就是全巴黎人民一起起义、抵抗。他到处散布革命的讯息,准备武器,决心在盟军进城之前自己解放自己,并和驻扎在这里的德国雄师作战。  但是,这种做法并不会有好下场。前车之鉴便是,之前华沙市民在苏联红军已经挺进到城外、但又犹豫不前的时候,自己率先起义,结果德国部队进行了一场近乎“屠城”的行动,杀害了整整20万起义市民,整座华沙城变成一片废墟。  因此,很多人担心,这时候罗尔上校若是领导起义,是否会让巴黎同样变成废墟,牺牲许许多多的巴黎人。但是,罗尔上校认为,巴黎值得牺牲20万人,即便炸掉再多的古典建筑,毁灭那些永恒的美景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巴黎人必须自己解放自己,战后秩序再让由以罗尔上校自己为首的党派来维护、领导。  得知这些消息之前,有些盟军将领非常不愿意去解放巴黎,比如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理由很简单,他们的目标是继续向德国挺进,而特意绕道并进攻巴黎,不仅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且会损耗珍贵的汽油和兵力,以当时战事相当吃紧的情况,非常不划算。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奇特的张力:一方面是希特勒下令,就算毁灭整座城市都要守住巴黎;另一方面是蠢蠢欲动的地下抵抗人士认为,无论如何都要起义;还有一方面是盟军偏偏在这个时候不愿进军巴黎。如果盟军当时只是绕巴黎城而过,巴黎市民自行起义,或许我们今天就不会再看到巴黎了。  这时候有很多重要的人物在中间斡旋,包括后人已经忘记名字的瑞典驻巴黎总领事诺尔丁,一些戴高乐派的间谍头目以及戴高乐将军本人。最终,我们看到的就是几方面的角力、命运的阴差阳错,终于促成盟军统帅最后决定,还是要向巴黎挺进。  尤其戴高乐将军,他基本上已经策动了本来在艾森豪威尔麾下的一支法国军队,要这支法国军队不顾一切,不要管艾森豪威尔联合司令部的命令,自己带人先进攻巴黎。  因此,我们可以说,最先拯救巴黎的,其实是这些向巴黎挺进的盟军。因为他们的进入,才使得原来罗尔上校计划执行的“起义策略”失败。游说肖尔铁茨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看得见巴黎这座城市,并且保存着它的历史原貌?  这就要说回肖尔铁茨,他来到巴黎之时就决定要执行元首的命令。只不过当时的他,也已经意识到,希特勒似乎过于疯狂了,他甚至感觉到,这场战争德国其实已经输了。  于是问题变得很简单:焚毁巴黎、与巴黎同归于尽,到底有没有必要?  结果,被认为是“法奸政权”的维希政府的巴黎市长泰丁格得知了这个计划,他想劝肖尔铁茨不要这么做。但是,他能用什么理由劝服这位以铁石心肠闻名的纳粹将领呢?  一番劝说后,他引领着肖尔铁茨走到德军司令部大楼的阳台上,请肖尔铁茨看一看阳台外的景象。  在他们身下的路上,“一个身穿花布衣裙的漂亮姑娘骑车经过,一只手按着被风吹起的裙子。在杜伊勒花园的绿色草坪中间,未来的小水手在摆弄他们的玩具,帆船就靠在圆形小池塘的边上。河的对岸,在中午灿烂的阳光下,埋葬着拿破仑的荣军院的金色圆顶闪闪发光。在它背后,埃菲尔铁塔耸立在万里晴空之中”。  泰丁格伸手指着他们面前的景色,向似乎没有感情的军人做了最后一次慷慨陈词。  他指着右边罗浮宫的灰色花岗岩侧楼,和侧楼之间用石块围绕的花园,又指了指右边协和广场完美对称的布局。  他对将军说:“给一个将军的任务常常是毁坏,不是保存。不妨设想将来有一天,你有机会作为游客,又站在这个阳台上,再一次欣赏这些使我们欢乐、使我们悲伤的建筑物。你能说:‘本来我可以把这一切都毁灭掉的,但是我把它们保存了下来,作为献给人类的礼物。’我亲爱的将军,难道这不值得一个征服者感到光荣吗?”  说起来,4年之前,当时非常窝囊的法国最后决定弃守他们的首都巴黎,其中一个理由也正是,不希望战火波及他们所钟爱的这座城市。  现在,这个投靠了纳粹德国、常被认为是“法奸”的市长,在用他的良心为这座城市做最后一次陈词。  但是,最后将军到底听进去了没有?当时这位市长并不敢肯定,因为肖尔铁茨说,他还有他的任务要完成。当然,最后我们知道,他没有选择毁灭巴黎,他背叛了希特勒。背叛了祖国,却没有背叛人性的价值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最铁石心肠的人,在这个时候拒绝毁灭巴黎,转而选择背叛他们至高无上的元首?  我们可以看一下从佐治亚州来的美国军人的陈述。  29岁的农家子弟里昂·科尔,跟很多军人一样,攻入巴黎后被热情的巴黎市民带回家。他站在蒙马特一座公寓的第5层楼的阳台上,展现在他脚下的是他以前从书本中读到过的,也是他多年只能在梦中梦到过的景色。  在渐深的暮霭中,它们的轮廓如今仅依稀可辨:埃菲尔铁塔,圣母院的双塔,塞纳河懒洋洋的弯曲河道。他的主人递给他一杯白兰地,然后,那对上了年纪的法国夫妇和他并肩站在那里,一起欣赏巴黎夜色的降临。他是被他们邀来一起喝一杯的,这个身材高大的美国兵肩上还扛着冲锋枪。  在他们一起欣赏的时候,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壮观景色突然大放光明:自1939年9月3日以来,巴黎第一次无所畏惧地灯火通明起来。为了表示庆祝,巴黎市的电工向全市输送了电力。面对如此壮丽的景色,科尔不禁目瞪口呆。在他身旁的那位太太也倒吸了一口气,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仿佛在梦境中,她把酒杯举过阳台铁栏杆,向下面的城市轻声说:“光明之城。”  為什么今天我要说起这样一个年代久远的故事?  因为在我看来,在这个故事里,巴黎最终没有被焚毁,恰好说明我们很珍视一种价值——审美的价值。  美,并不只是单纯的、抽象的、冰冷的东西。  像希特勒这样当不成艺术家,但一辈子还是想做艺术家的人,他所知道的那种“美”是粗俗的。真正的美,是一种让人能够从中感受到“人的存在”的美。  真正的美,会让你无法轻易说出“巴黎值得牺牲20万人”。在真正懂得美的人的心目中,人是一个具体的生命,而不是为了完成一项历史任务就可以抛弃的冰冷数字。这才是真正的美。  光明之城,巴黎的美。  在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个故事里,纳粹德国将军看到的,除了那些宏伟的建筑物,还有漂亮的少女骑着脚踏车,可爱的、穿着水手装的小朋友正在池塘边玩着纸质的帆船。种种景象,最终让他决定背叛他的祖国,但是,他没有背叛自己的良心,以及更高的人性价值。  (田龙华摘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